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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絮语
作者:天柱二中 田茂芳    更新时间:2009/2/7 22:56:02    浏览次数:193

我认为“人压抑得紧了、久了,就会积极地寻找寄托”这句话是近乎真理的。我这人说起来有呆子气,常常莫名其妙地被窒息的学习气氛轰出教室。出教室后又觉无聊,却不好意思立刻回去浸泡在墨香里,做回乖学生。学校领导倒有先见之明,每日按时开放阅览室。于是乎阅览室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避难所”,竟不曾想到会“因祸得福”。平日看了报纸和一些期刊杂志,就会有点感想冒出来,便随手记几个字的摘要,趁现在稍有得便,忙不迭地把这平日记下的摘要敷衍成文章,就是下面这些“絮语”。若有说得不好或不对的地方,尽可详加指正,亦可权当是渴望着马上入梦的庸人睡前的胡言乱语。

说到中国古代那些文人骚客的遭遇,总是赚足了世人的同情。这些文学大家大抵是在受到排挤,仕途坎坷抑或是遭到贬谪之后,才渐渐将自己的真性情、大胸襟表露出来的。他们用的是作为文人的最质朴却最有效的方式——喻志山水。放浪形骸的无拘无束,山水间的纵情豪饮,登高绝项的高啸长歌,无一不是在蔑视政敌,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他们究竟是醉了,他们没有触摸到自己取得斐然成就的根源,其实是政治的力量的成全。

纵观古今,这些大家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政治及政治上的失意。因此,他们有了看待世间一切的独到“视觉角度”和“视觉感受”,为了避讳,他们不敢太过于“锋芒直露”,只能把自己扮成是不问世事远离红尘的山野闲人抑或 是隐世高人,把不平和愤慨拿到大自然中去发泄。他们的成功是由于通过了政治而未被其所染,有的人当真达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由这些文学大家身上我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历史对大家们生平的概述总少不了在“文学家”、“思想家”之后再加个“政治家”或“政治改革家”。所以,我也逐渐同意了一些评论家的观点,“政治文章”除了政治之外还是有一点文学性的。“政治文章”已是如此,何况其它名篇佳作,对这些大家的文学成就我是衷心佩服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政治家的反感情绪是很低调的。

在中国的社会,不论古今,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是无从得到表现的。所以,要想做个真正的文人,且要是个好文人就非得通过政治,否则一切都是空想。这绝不是夸大其辞,危言耸听,更不是为政治打宣传广告,只是向想做文人的人提个醒。政治的渗透已不是哪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的了,好的暂且搁置一边不去多涉谈,就单拿政治的败坏来说。即使是政治的败坏也可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潜藏的进步,也总会有那么一天会有人将它找到,摆在人们眼前,眼望着将文学推向另一个新的层面。恕我口拙,未能表尽其意,且说得不精辟,但意思终究是到了,说得是对是错,日后自当知晓。

我记得有些现代大作家说“提起笔来,我就想参加社会活动”。可见他们对文学的感知和领悟来源于社会活动,作文必需的灵感和要表现的主题更是对这方面不可或缺,由此观来“真理来源于实践”运用于文学方面的也是恰到好处。至此,我要道出我的观点——中国文学是政治作用下的必然衍生物。

为自圆其说,我不得不请出鲁迅先生来,他于文学上的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凡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辛辣的笔调,他总是无畏地把自己手中的笔当成利剑捅进中国最脆弱的那一处软肋,直透心脏。他是从不矫揉造作的,中国的一切丑陋,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总被他层层剥开,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而他写的文章里,近乎全部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宛然鲁迅先生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事实上谁都知道他不是,即是与鲁迅先生同时期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都是未从过政,但取得的成就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使定要人为地将其与政治隔离开来,明确地划个界线,那这些大师的作品恐怕都得面目全非了。

现今的文坛非常活跃,又出现了几种新的文学形式,游民文学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游民文学是一种与官方的正统文学相对立却更接近于现实的新型文学,甚至可坚定地说游民文学所蕴涵的游民文化本身代表的就是现实。与“政治文学”相形比较之下,更显得其独特的个性,它于现实不过稍稍变了些脸面,涂抹了些新颜料罢了。在这里说句大实话,对游民文学我所知亦只是些皮毛,尚一知半解,但我认为它无疑是值得推崇的。文学就其本质上说是一门艺术,是展现时代特性的一门奥妙艺术,是人不能凭感官认识去把握的。其实不管是正统文学也好,游民文学也罢,无论哪一种文学,只要是能让人产生熟悉感、亲切感的我们都不应该排斥甚至敌视,政治上也许可以独霸,搞垄断,而文学就不行了。

鉴于当前的形式,我开始在为中国的文学发展感到惴惴不安,我倒不是担心上文说的“独霸”和“垄断”,因为这只是极少数自视甚高的人的一厢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所担心的是文学上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引起文坛的一次变动,而是好是坏谁也不明,所以只能防之、避之。现在文坛上有两个对立:一是“70后”作家与“80后”作家的对峙,二是正统文学与其它文学的较量。上文提及的游民文学与正统文学之间的较劲便是一例。初时我不明所以,还以为又回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了呢!

此外,我经常逛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趋向性”问题——买书者大多趋向于购买类似青春小说这些外表装裱得花花绿绿的书刊,对名家作品、古典作品则不屑留顾,让人见了不知该哭该笑。但这确也难怪,卖书人要生活就须得销售额,生活迫使他们把书架堆满合青少年脾胃的书刊,而让名家们的作品和世界名著悄然隐退,让其在晦暗的小角落里纳凉“养老”。有时候人买书是漫无目的的,抵不住惹眼舒畅的诱惑,说不得只好对不住了。屈指数来,现今最受青少年青睐的是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张悦然等一些青年写手。我不称他们为青年作家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作为一名作家的人生境界,现在他们的名声大得吓人,知名度盖过了像张贤亮、贾平凹、莫言等大作家。这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个悲哀,我搞不明白。没有真正经历过政治、品尝过人生苦酒的人,可能写出身临其境的感受吗?回答是否定的:不可能。因此,我认为就其作品本质而言,不过是在老生常谈的故事里添了些新颖的词藻和叙事腔调而也,跟玩文字游戏差不多,只是他们玩得高级一些罢了,如果说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作家,那么我胡乱写些东西拿去发表一下,岂不是也可自称为作家了?我说这些并非妒忌或是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是个连写手都沾不上边的呆小子,只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确无诋毁之意。毫不隐瞒地说,以前我一直把郭敬明当成偶像来崇拜罢了。《幻城》写得再好在真正的文学面前也只能充当“写得很好的童话故事”的角色,文学价值并不大,所以,《幻城》只能是供人无聊时聊以解闷,打发闲散时光的娱人故事而已。依我看,与其将时间花在这些人作品上倒不如多读几遍《边城》、《围城》来得经济且实在。

既说到了这里我就忍不住要说些题外话了,现在提倡中学生写创新作文,说明时代进步了,长期的桎梏终于有了一丝春意泄露,但离回归本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其间的困难自是不言而喻。我个人认为如今我国的文坛上之所以大家寥寥无几,其实是很多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抛弃孔孟之道自己的路就走不通,抛弃了路更难走得通,我想大家少的业根也应是在此。两千年的思想禁锢将巨人变成了侏儒,将猛虎变成了绵羊,春秋诸子百家时代结束后的封建社会再没有大的思想家出现,诸如前文提及的古今之大家也只不过是些孔孟之道的余沫罢了。我说的这些离主题远了,但不要紧,我认为“行文本无体裁,只为尽显其性而已”,既是题外话,我稍稍附庸一下,到底应算不上大罪过,索性我就接下话头大胆地唠叨下去了。

我喜欢文学、却不痴迷,不要见怪,这是性格所致,强求不来。文学涵盖面太大太广,我初窥门径,知之甚少,涉猎也不广,知识见地更是有限,有些话说出来是否冒失,是对是错也就没有能力去纠正,这倒是让人见笑了,所幸艾青先生教了我一首诗“借你正直人的口,告诉我要来到的信息。告诉我们从东方来,从山脚边来,踩着早晨第一滴露珠来……”让我多少添了些底气。我肤浅地以为一个理性的作家,对待文学的专一要对待他的恋人一样专一。这个比喻应该算是恰当的,一个作家的天职就是写作,尤其是专业作家,写作应该成为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所说的“专一”是指一个作家对自己钟爱的文体“专一”,而决非其它。因为只有专一的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灵感,写出耐读的惊世骇作来。相反,若涉猎太多,每个果子都要尝,反不利于消化,更难益寿延年,通常说的“杂而不纯”大概就是指这方面,而“陪了夫人又折兵”则是指其下场了。

现今中国文坛大家寥少,且大家多是文坛耆宿,其原因之一大抵是晚辈“野心”太大,要做人人敬仰的“博学鸿儒”。其中许多本可大有成就的作家在实现“鸿志”的路途中逐渐地丧失了灵气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找不到与现实生活能紧密联系的结合点,不幸成了“坐家”、“写家”,真是让人听了扼腕叹息不已!世间不可强求之事多矣,又岂此一桩,又何苦耿耿而不能释怀,落得一声长叹。

言及文学,则必不可免地要说说诺贝尔文学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凭空出世,使中国几代作家的热血足足沸腾了近百年,这个瑞典人设立的奖项,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世界文学爱好者的心。“诺贝尔文学奖是读者对作者的承认,是国际社会对一地一领域的文学成就的承认”。说得通俗易懂些就是诺贝尔文学是文学成就达到项尖境界的象征。多么地诱惑人,以致于世界上有了很多终生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的作家,中国也有,而且并不比别国少。这样的现象就不得不让人需要静下心来深思了:一个作家缘何写作,难不成只为获那个瑞典人设的奖?不是说“一个作家的劳动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表现的欲望在蛊惑他和折磨他,写作的全部目的和惟一目的,正是为了表现,为了顺应心灵的愿望,而不是谋求一个奖”吗?那为什么又会有那么多作家?只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而疲于奔命,这样地不顾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依我看来并不值得,撇开那些“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的陈词滥调,就拿事实来说。早些年中国文化界一阵噪噪,猜测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写《边城系列》的沈从文先生还是艾青先生,但是噪噪和猜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说明了中国的文学与其它国家的文学之间还有段距离,更何况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喜欢忽视和怠慢东方这块辽阔的土地。

其实中国确也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存在,如贾平凹、王蒙、张洁、苏童,还有上文言及的张贤亮。我读过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作品及有关他们背景的文章。像张贤亮先生的《习惯死亡》和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是有幸福拜读过了,但那时尚未接触文学,没有过多的苛求,只为饱饱眼福,匆匆看过便不去多想,现在脑子里存留的印象少得可怜,如未曾读过一般,然则其行文的风格特点却是永不敢忘却,《习惯死亡》和《废都》均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张贤亮先生敏锐、大胆直露、酣畅淋漓的行文风格,曾让我对他敬若天人,他就像草原上的一匹脱僵野马,到处狂奔,却不迷失自己,我后来知道像他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是少见的。恕我口拙说不出要说的话,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了。“《习惯死亡》全书都按主人公感情线和意识流程自然表述的,只有这种手法才能达到使读者‘痛快’的效果。”我当时确实“痛快”了很久,而且现在还在“痛快”着。而对于贾平凹先生,我是由衷地佩服的,说他是陕西这块周秦汉唐古老文化为当代献出的一份厚礼毫不为过。他的见识之广令人惊羡,他写得多,真正做到了毫不保留,而他对叙述艺术的驾驭能力,对人类的行为和心理的洞察能力更令人惊羡得忘乎所以。对于王蒙,我所知较少,他的作品我读到的也极有限,但即是只有一些,也让我对他的妙趣横生的调侃艺术和幽默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读了他的《美丽围巾的启示》我才真正被他的妙趣天成的清新幽默行文所折服。他继承了林语堂先生的行文风格,却能将幽默发挥到极致,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看来他的成就与林语堂先生这位中国当代幽默文学的开山鼻祖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显“青出于蓝而胜蓝”了。苏童则是首创创新文学这一文学形式,其成就无人敢小觑,单就当今仿效创新作文的人数之众就可看出。而张洁,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女作家,我对于她是除了敬还是敬。我不知别是否也有此感,是否也赞同我,至少我是这样感受的,虽然我从未读过她的《方舟》,但从张贤志先生对她的评价观来,她值得我敬,她让我不能不敬。

我无意指点江山。我只是藉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思考一下中国作家。我认为他们中要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产生,但遗憾的至今都没有。而最近几年中,这些人物的表现或多或少叫人有些失望了。所幸的是失望之后又见曙光。后来的阿来以《尘埃落定》震撼中国文坛,《尘埃落定》决不亚于《边城》、《习惯死亡》等作品,因此成为近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而到底能不能真的获此殊荣,谁也不敢妄下断言,要等待一些日子才能见分晓,我在这里衷心地希望阿来能如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夙愿。

中国的文学何其浩淼,何其广博,我信笔涂鸦,絮絮叨叨,东拉西扯地说了这些,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想来真是有些自不量力,而这于我这个从未踏进文学门槛的人来说,说的这些也只能是聊以自勉或是给自己添了些继续探究文学的底气罢了。我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作文章只是发泄内心的感受,是不可以拿来示人的。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可惜我做不到。我想尽管我的观点微不足道,只是些雕虫小技,但至少总还是有些用处的,而我之所以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也仅在能有些小小的用处。

                         (指导老师: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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